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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民国婚书曝光
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”“山无棱,江水为竭,冬雷震震,夏雨雪,天地合,乃敢与君绝”……从古至今,赞美讴歌美好爱情的诗词篇章成千上万。人们借此歌颂情感,表明决心。而最终,这山盟海誓化为一纸婚书,有尘埃落定之意。
在民国时期的老成都,婚书拟定、契约达成有一定的讲究。春秋两季,农忙前后,便是人们张罗喜事的好时机。请媒人、换“乾坤”、书婚约……在成都市档案馆提供的历史资料里,我们发现了旧时婚礼、婚书的光阴故事。
定“乾坤”合法婚姻的重要凭证
一纸婚约,卷袖拂面挥洒,意难平。
旧时的婚书,列有乾坤之名,定有良辰吉日,红纸黑字,结为连理。清代,这定终身的契约名“乾坤书”。男女两家相互“考察合格”后,便“开红庚”:男家开“乾书”,女家开“坤书”,相互交换。这“乾书”和“坤书”,分别记有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,有的附红色条格笺纸,带上祝福:“秦楼风雨,洽逢鸾笙,武陵春色,同谐鱼水。”
拜堂之日,高堂在上,两书相合,压于神龛,统称乾坤。
“乾坤书”在当时已被视为合法婚姻的重要凭证。“开红庚”象征定婚,已经具有相当的约束力。通常女方要悔婚的风险更大,除了受到周遭的谴责外,男方可凭这一纸坤书告到衙门,免不了法度的制裁。但大多情况下,契约已定,婚意难违。
到了民国时期,“西风”入境。尽管一些知识分子或进步青年喜欢婚书也“洋气”一点,可终究万变不离其宗。
一张由成都市档案馆提供的民国十七年的婚书可见,从左至右,男女仍分别以“乾”和“坤”开头,保留着旧时的俗称且写明各自生辰八字。民俗学家刘孝昌认为,这张婚书尽管已显新式特色,但仍是中式内核。“男女双方,所定佳日,证婚人等都列入其中,只不过旧时的‘媒婆’摇身一变成了介绍人。”据他猜测,在此书之前,男女双方很有可能也定有传统的“乾坤书”。“毕竟在当时,‘乾坤书’的效力和权威更大。”
书婚约 最后穷秀才的一门活路
少了印刷体的冷漠和呆板,旧时手写的婚书在笔墨的深浅中,浸染隽永。
既然要手写,那得找个书法过硬的人。但凡要筹备婚事了,老成都人就会遍寻家中各房,找个识字能写的人来完成这神圣的任务。当然,这也给晚清遗留的穷秀才们带来了一点商机。
花一点烟茶钱,等个半盏茶的工夫,秀才就将婚书一气呵成双手奉上,熟能生巧,完整无误。雇主满意,还会打发点喜钱,秀才有时也会多讨点彩头:“再赏包烟呗,好事成双。”“没问题,都办大喜事了不差这点钱。”
手写的内容,一般包括男女双方的名字、订婚或结婚的时间、证婚人、结婚人、主婚人等。成都市档案馆提供的老成都婚书,“结婚证书”四个印花字体上的手写字,可以作为佐证。
除了正中央空白处的文字,五彩祥云、富贵牡丹、娇艳玫瑰的装饰让这张老成都的婚书,吉祥和欢喜尽显。“这张婚书显西式特色,就表现在颜色上,更加鲜艳跳跃,但仍以中国元素为主。”
在老成都,暑袜街商业场等地,分布着一些文具店铺。花上几块钱,在这些店内就能买到一张花花绿绿的“结婚证书”或者“订婚证书”,风格大体一致,花样些许不同。有意思的是,在这张老成都婚书的正下方,一行“成都东亚图书公司发行”的字样透露出,这类婚书的制作和发行在当时已有标准化的“套路”和渠道。
有些奇怪的是,当时的婚书没有官方的印戳。刘孝昌解释,在当时男女结婚时,只要有媒人作证,并通过“拜堂”仪式,便视合法夫妻,“不像如今还有专门的民政部门办理手续,那时的ZF没有硬性规定领取证书。”
办仪式 老成都已有婚庆服务
老成都人都知道,办喜事找婚庆公司,就上东大街或者商业街;办丧事,就去城门洞买丧葬用品。
往往橱窗里展示有婚礼服饰的店铺,多半都可以承接婚礼。一进店,身着小马甲的老板就笑脸相迎。店内一侧靠墙挂着一排中式或西式的礼服,西式的居多,且女性的多以粉色或者白色为主,淡雅大方。
有的店内也配有像馆,客人们挑好礼服装扮好后,在老板的指挥下,定格永恒的一刻。想要中式还是西式,抑或中西合璧的婚礼,客人们就会和老板商量好,确定迎亲、送亲、过门、拜堂等流程。不差钱的客人,大笔一挥,就订个十几人的鼓乐队,给婚礼多增热闹。有的还要在店内预定一个全程跟拍的摄影师,用影像留住更多神圣的瞬间。
所以往往在婚礼现场,就会看到一个拿着相机到处跑的人,每次拍摄,咔嚓一声,闪光灯冒烟。而他单肩挎的大包,装的就是一个个灯泡。在万次闪光灯发明之前,闪光灯泡都是一次性的,每拍一次就得烧掉一个。
刘孝昌认为,民间红白喜事一套龙服务的出现,可以推断当时婚庆方式在流程上的规范化、标准化以及商业化。而在官方层面上,对婚庆仪式更是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。
成都市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显示,相关部门颁布了“1936年婚丧仪仗暂行办法”,ZF部门对于当时的红白仪式的举行,不仅要求剔除一些封建迷信色彩的内容,并对仪式队伍规模进行要求(但可酌情处理)。此外,迎亲或出殡队伍还得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备且领取通行证,路线也得按照所报备的严格执行。
说媒婆 婚书上变成“介绍人”
头戴红花,嘴角黑痣,甚至一口龅牙。人生如戏,全靠一张嘴,这是大多人心中的媒婆形象。民国时期,四川各地都有这样以说媒为营生的媒人。在新式的婚书中,媒婆以“介绍人”的身份出现,稍显正式。
媒婆的形象总是被丑化,对于她们来说也许不算冤枉。她们凭经手撮合成的“美满”婚姻的多少形成知名度,从而能决定价格和业务量。因此,为了促成双方,的确有一些媒人凭借那伶牙俐齿夸大其词,强拉硬配,甚至颠倒黑白。四川民歌唱道:“夸男像金童,夸女赛天仙。吊颈他不管,跳河也无关。”
有一传说,旧时一媒婆给女方一书,介绍男方的条件。女方家长一念,“人才十分,丑陋全无,一双好脚。”大喜,立马应了这婚事。然而一见真人,奇丑无比,还瘸腿跛脚。女方家长大怒,质问媒婆,哪知道这老婆子甚是委屈:“我写得很清楚啊,人才十分丑陋,全无一双好脚。”女方家长一听,方知中了这媒婆的计,懊悔又愤怒。
四川民间,也有“说媒一盘,倒霉三年”之谚,故男人多不为媒。而妇女中为媒者,多为中下之家,业者多为稻粱谋。因此中上之家多鄙视之。在老成都,因为“媒”与“霉”同音,怕把媒人喊“霉”了,以至于新郎新娘跟着倒霉,所以又称其“月老”、“红叶”、“红娘”等。
战前拟婚约 战后成婚憾失主婚人
上世纪四十年代,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军兵发缅甸,企图切断英美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的交通线滇缅公路。为保当时这条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条国际交通线,10万中国军人远征缅甸。其中也不乏英勇的川军。
家住成都新南门的张某,也是这川军队伍中的一员。当时,战报传来,前线告急,广大青年学子纷纷报名入军,愿奔赴一线加入抗战。一时间全成都掀起青年从军热潮,也感染了张先生。
时值1943年3月,张某刚与相识多年的女友订完婚,画有龙凤和牡丹的婚书上,已白纸黑字定下婚事,介绍人、主婚人等明文确定。“国不平家何以安?”早就有从军杀敌念头的张先生,见目前国内严峻的形势,决定和女方商量,毅然从军。
拗不过这一腔爱国热血的男儿,女方最终答应。当时,有像张某一样4.5万的中国知识分子,投入了这场有可能有去无回的战斗。牺牲惨重,但最终也取得胜利。幸运的是,张某于1945年秋天安全返回成都,而同去的诸多战友早已战死他乡。
回乡的第一件事,就是完成两年前的婚事。没想到,因为战乱,婚书上姓李的介绍人以及姓罗的主婚人不幸离世,造成了莫大的遗憾。旧时婚礼,这定好的主婚人和介绍人都已不在,不成体统但也没有其他办法,只得草草完婚。不过这并不影响张氏夫妇的感情,因为经历过别离,往后的日子也倍加珍惜。白头偕老儿孙孝顺,和睦几十年。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杨晨
绘图 李潇雪


(档案资料由成都市档案馆提供报道由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和成都市档案馆联合推出)
收藏 送米 本帖最后由 搞笑一家 于 17-5-3 09:54 编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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